廣義基礎設施既包括交通、通訊、能源等“經濟”基礎設施，也包括醫院、學校、養老等“社會”基礎設施，在滿足民眾需求和促進經濟增長方面，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基礎設施的交付，需要有巨量的資金支持。盡管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并不作為一種融資方式被強調，但其在改善基礎設施供給效率的同時，也擴大了基礎設施資金的來源。
　　基礎設施資金需求：全球2030年前基建投資需求將達57萬億美元 　　談及全球基礎設施的融資需求，近年有兩個報告的數字被廣為引用。一份來自麥肯錫2013年的預測，全球2030年前基建投資需求將達57萬億美元；另一份來自亞洲開發銀行2009年的報告，2010—2020年亞洲基礎設施投資總需求預計為8.28萬億美元。此外，普華永道（PWC）在2014年也判斷，未來10年全球基礎設施支出將從每年4萬億美元增加到9萬億美元，而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此類支出將保持在7%～8%的年均增長，總量將占到全球的60%。另外，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消除貧困和應對氣候變化均對基礎設施投資有更大的需求。由于評估范圍、計量方法、數據來源以及對基礎設施的定義均存在差異，簡單地對比各項預測數字并無實質意義，但總體趨勢可以判斷，全球特別是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均面臨巨大的資金需求。 　　基礎設施資金來源：90%來自公共部門，銀行貸款是主力軍 　　基礎設施的資金來源，可以從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兩個方向的需求去看。中央和地方的預算支出，以及政策性開發機構構成公共部門資金的主要來源，而私營部門的資金來源又分公司融資和項目融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各國的基礎設施重建基本都由公共部門投資主導，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初，全球各國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和經營中的角色都較大，在許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90%來自公共部門，政府幾乎承擔了所有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與經營風險。這種做法，加重了公共部門的財政負擔，而公共部門的效率瓶頸，也導致基礎設施服務效率下降，又進一步加重政府的財政負擔和增稅壓力。在英國率先將一些公共部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推向市場后，整個世界出現了基礎設施商業化、市場化的浪潮。當前，除了日本以外的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在基礎設施領域，私營部門的投資都超過了公共部門的投資，比如，這個比例在新的歐盟成員國大約是1:1，而在老的歐盟成員國達到了2:1。根據英國財政部2014年的報告，英國大約70%的“經濟”基礎設施由私營部門投資。而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發展中國家，這個比例大致倒過來，公共部門投資仍然占絕對主導地位。高盛在2013年報告中稱，公共部門投資在基礎設施領域的占比在菲律賓是90%，泰國80%，印尼65%以及馬來西亞50%，但公共部門投資比重近年有下降的趨勢，比如印度計劃在其第11個五年計劃（2007—2012）和第12個五年計劃（2012—2017）間，將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在基礎設施領域投資的比重從2:1降到1:1。 　　盡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通過的巴塞爾協議Ⅲ對銀行系統有了更嚴格的要求，并嚴格限制提供項目融資，銀行貸款仍然是基礎設施領域最主要的資金來源。在發展中國家，銀行可能不愿意向其認為可能存在風險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借款。 　　此外，項目債券市場不發達、機構投資者興趣不足，通常也會削弱基礎設施項目的融資能力。一些國家可能尋求外幣融資，但須承擔外幣匯率變化產生的風險。 　　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匯率風險并不能進行長期對沖。盡管平均貸款期限，已經從全球金融危機后2011年的最低點6年，回升到了2015年的接近12年，但即使是在金融市場相對發達的國家，銀行貸款的期限通常也還是比項目償還期或大部分基礎設施項目經濟周期或者PPP協議周期要短。 　　根據項目全生命周期的現金流需求，可以有動態分階段的多種金融工具匹配的融資安排，比如主動二次融資和被動二次融資。所謂主動二次融資，是為了利用項目建成后風險降低來降低融資成本。所謂被動二次融資，是在市場偏離預期，項目現金流出問題時，風險管控事后補救措施。IJGlobal（編者注:IJGlobal為基礎設施投資數據庫，通過追蹤全球市場活動發布實時信息，從而輔助投資決策制定）的統計圖顯示，項目再融資的數量近年增長明顯。 　　在很多國家，相當一部分在交易所掛牌的公司是基礎設施資產的擁有者，這里面包括開發商、運營商、承包商以及綜合性集團公司，資本市場成為基礎設施融資的來源。自2000年基礎設施投資興盛以來，全球主要股指都陸續推出基礎設施股指，但所涵蓋的國家和行業有較大的區別。比如，英國富時（FTSE）100的全球基礎設施指數包括839只股票，其中亞洲有239家公司，包括111家來自日本、59家來自中國大陸和34家來自中國臺灣。基礎設施類上市公司的總市值大約占到全球資本市場總量的6%，約等于全球GDP的4%。 　　根據咨詢公司Tower Waston 2014年的調查，大約3萬億美元通過基金直接投資基礎設施，主要集中于歐洲和北美地區，僅有約22%在亞洲。而另一家研究機構Preqin，則記錄了全球范圍內于2004年至2014年共發起約400只基礎設施基金，共募集總額超過3000億美元的資金。盡管此類非上市的基礎設施投資一直在增長，但基礎設施資產在全球基金投資中僅占5%，遠遠落后于房地產、私募和對沖基金。全球來看，絕大多數基礎設施基金為股權投資基金，僅約10%提供債務融資。但是近年，針對歐洲債務市場提供貸款或夾層融資的基金正在增加。 　　此外，基礎設施項目具有相對穩定的需求和現金流、形成收益雖不高但風險較低的特點，對于風險厭惡型的機構投資人，如大型養老金、保險資金、主權財富基金等，投資基礎設施行業是比較理想的改善投資組合中風險收益特征的重要選擇。近年，基礎設施項目或者基礎設施公司的股權投資在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北歐日益受到養老基金的青睞，而在亞洲，主權財富基金也對基礎設施資產展現更多的興趣。對基礎設施資產的長期投資，需要機構投資者對此類資產較強的信用分析和風險評估，以及對相關行業管理運營的經驗和能力。
　　全球PPP項目地域分布：由歐洲和英聯邦國家擴展到美國、中國 　　PPP模式介于傳統公共部門主導投資和基礎設施完全私有化之間，在公共和私營部門之間，通過風險分擔、激勵相容的合作機制，改善包括基礎設施在內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數量、質量和效率。全球數據供應商迪羅基公司（Dealogic）的數據顯示，近年來全球PPP的總投資金額約為600億美元至1000億美元之間，2014年約為720億美元，主要分布在歐洲和英聯邦國家，交通和社會基礎設施類項目占到了約70%。近期，美國的PPP市場有開始爆發的跡象，而自2014年，PPP模式在中國迅猛發展，PPP項目的數量和金額出現了快速增長。截至2016年4月30日，中國財政部的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顯示，中國PPP儲備項目的總額已達9.3萬億人民幣，約合1.43萬億美元。PPP在中國的迅猛發展，將刷新全球的數據。 　　全球項目融資：銀行貸款為主要資金來源，亞太地區印度遙遙領先 　　此處的項目融資特指以項目的未來收益和資產作為償還貸款的資金來源和安全保障的融資方式，與前文談到的為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的概念不同。項目融資并非僅用于基礎設施項目，在礦產資源開發和部分工業領域同樣適用。而如前文所述，基礎設施項目融資除了項目融資外，還可以通過公司融資。同樣，盡管由于高杠桿、風險分散和表外處理的特性，無追索項目融資被廣泛運用在PPP項目中，但項目融資并不等同于PPP，同樣可以被用于非PPP項目。根據Dealogic的數據，PPP項目在項目融資中的占比保持在16%至25%之間，2014年約為18%。當然，PPP項目中的參與方，也可以通過公司融資的方式間接為PPP項目籌集資金。 　　IJGlobal數據庫對全球項目融資按來源分類進行了統計，類似的數據來自另一家數據提供者Dealogic，2014年項目融資的79%來自貸款，12%來自股權投資，9%來自債券。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展示了亞洲和太平洋地區主要國家近年項目融資貸款的數量，印度一枝獨秀，領跑亞洲。 　　中國盡管在2014年較上一年有較大的增長，但提供項目融資貸款的規模仍然很小。傳統公司融資模式對金融機構能力要求不高，放貸只需要有資產抵押、信用抵押或擔保即可，而過去針對地方融資平臺甚至只看政府的兜底承諾即可，而要做基于項目收入的有限追索項目融資，則要求金融機構必須對行業和項目有專業判斷，但由于人才結構和知識結構缺陷，大多數金融機構尚未建立起適應項目融資的操作流程和風控系統。盡管有中國國務院文件明確了項目收益權質押的創新金融方式，以及最高法院對特許經營收益權質押的認定，項目所有權屬不清以及資產變現能力較差等都影響金融機構持有此類資產的信心和興趣。 　　此外，由于項目融資風險更高，理應由更高的資金成本匹配，但實際上在中國資金市場中同質化競爭氛圍下，不支持這種區別定價，金融機構也缺乏差異化風險定價的意愿和能力。 　　選擇貸款融資或者債券融資的主要因素有規模、成本和期限，通常來講，債券融資適用于更大規模的項目，有比等量銀行貸款更低的成本以及相對更長的期限。但決定融資方式的時候，也應綜合比較，比如對主體信用的要求、對資金的需求時間和利率定價方式等。總體來說，債券適合用于標準的項目，尤其是已經進入相對穩定的運營期的項目。而銀行貸款的更大靈活性更適合項目建設和早期運營階段更加復雜或在不確定的市場中進行的項目。2009年至2013年，亞洲區共發行551只基礎設施債券，總額達1.68萬億美元。其中，中國有340只，總額1.42萬億美元，包括對政府平臺公司發行的企業債、公司債，以及項目收益債和 專項債。 　　PPP基金：拓展融資渠道、整合優勢資源、平衡各方利益 　　PPP基金包括市場端發起的各類針對PPP項目的投資基金，也包括政府端發起的旨在增加市場信心并提高PPP項目可融資性的各種支持引導基金。 　　在PPP項目對全產業鏈效益最優以實現物有所值的目標驅動下，私營部門往往整合融資、設計、建設、運營和維護等各個環節的參與方，分享各自的優勢和資源，或組成“1+1>2”的聯合體，市場端的各種PPP基金除了可以幫助拓展融資渠道募集更多資金外，更能起到整合PPP項目眾多參與方優勢資源和平衡各方利益訴求的作用。針對PPP類項目體量大、周期長、收益穩定但不會太高的特點，國際上絕大多數基金是長期投資，不做明股實債類的短期回購安排。資產證券化促成了此類資產的二級交易市場，在滿足項目進入穩定運營期后的融資需求的同時，也使得長期流動性需求能夠得到滿足。 　　財務可行性支持：政府直接提供現金支持，協調公私風險承擔 　　在后全球金融危機環境中，很多政府都采取更加務實的風險分擔方法，認為期待私營部門承擔太多風險可能出現反彈。此外，當PPP模式被應用于更多的“社會”基礎設施如教育、養老等領域時，政府需要承擔更多的風險才能使項目具有可融資性。總體來講，完善法律和政策體系，健全金融和資本市場，提高市場的公平性和透明度，提高項目本身的收益水平，這些都可視為財務可行性支持（FVS）的一部分。 　　中國的一些省級地方政府如江蘇、四川和河南等，已經建立不同規模的PPP融資支持基金，通過小比例股權或者債權的方式投入PPP項目、給予PPP項目一定的前期費用補貼及為PPP項目提供融資擔保等方式對PPP項目提供融資支持，提高項目融資的可獲得性。